陈独秀的《小学识字教本》及其坎坷命运
唐宝林
陈独秀学识渊博，对音韵学、文字学的研究有特殊的爱好。每当政治上受挫，他就专心致志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晚年在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下，又与各政党脱离了接触，对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也无能为力，只是偶然对国、共、托三党及战争形势发表一点看法，主要精力是进行最后的文字学研究和撰述。
在狱中，他写了一部《实庵字说》。“实庵”，即诚实的小草屋之意，完全是文人的自谦词和雅号。这部著作，正式开始了他对汉字的逐个解析，但侧重于有关联谊词的释例。完成之后，就全面研究每个汉字的形成规律与音、形、意的组合特点，以帮助人们“识字”。因为了解了这个字的形成历史和特点，自然印象深刻，比不知其然的死记硬背好得多，所以，取名《识字初阶》。但此稿在狱中只完成部分初稿，晚年就以主要精力修改、补充、重订此稿，并改名为《小学识字教本》。
未竟之功
与进行政治运动一样，陈独秀的文字学研究，也贯彻着明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革古更新、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精神。研究与撰写《中国文字拼音草案》是这样，撰写《小学识字教本》也是这样。“小学”是古代音韵学与文字学的合称，陈独秀一贯主张二者统一起来研究，形、音、意不应分割。正如他在此稿《自叙》中说：“昔之塾师课童，授读而不释义，盲诵如习符咒，学童苦之。今之学校诵出释义矣，而识字仍如习符咒，且盲记漫无统纪之符咒到二三千字，其戕贼学童之脑力为何如耶！即中学初级生记字之繁难累及学习国文多耗日力，其他科目，咸受其损，此中小学习国文识国字之法急待改良，不可一日缓矣。本书取习用之字三千余，综以字根及半字根凡五百余，是为一切字之基本一形义，熟此五百数十字，其余三千字乃至数万字，皆可迎刃而解，以一切字皆字根所结合而孳乳也。上篇释字根及半字根，下篇释字根所孳乳之字，每字必释其形与义，使受学者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此不独使受学者感兴趣利记忆，且于科学思想之训练植其始基焉。”
因此，当《小学识字教本》（以下简称《教本》）完成上篇时，他在致台静农的信中，明确表示，他是在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未竟之功”：“中国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乌烟瘴气之思想也最是毒害青年，弟久欲于此二者各写一部有系统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之功。文字方面而始成一半，史的方面未有一字……”其“老骥伏枥”的精神跃然纸上。
过去，笔者认为陈独秀从事文字学研究只是他一生政治运动之外的一种爱好，现在看来乃浅见，实际上是他一生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他五四时期要求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一样，一生都在追求这种“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从学术和他的历史上来说，陈独秀撰写此稿的原意是想汇毕生研究音韵学和文字学的成果，致力于寻找汉字的规律，以解决汉字难认、难记、难写的问题。此乃他大革命失败后竭力鼓吹汉字拼音化运动无人响应后的另觅蹊径之举。因为，陈独秀认为，汉字的确存在“三难”问题，但是只要找到汉字的规律，也就不那么难了，因此他一生在进行政治活动之余，总是孜孜以求。从《字义类例》《实庵字说》，最后到《小学识字教本》，终于找到了汉字的整个发展规律，形成了一个完整独立的体系。
名家好评
从目录上看，《教本》分上篇和下篇。上篇是“字根及半字根”，共分10章：（1）象数七字；（2）象天十五字；（3）象地三十二字；（4）象草木五十七字；（5）象鸟兽鱼虫八十二字；（6）象人身体六十三字；（7）象人动作六十七字；（8）象宫室城郭四十字；（9）象服饰二十五字；（10）象器用一百五十七字，共五百四十五字。
下篇是“字根孳乳之字”，分两大章：（1）字根并合者，（甲）复体字六十三字；（乙）合体字二百四十三字；（丙）象声字一百五十八字。（2）字根或字根并合之附加偏旁者存目。
从存稿和何之瑜的注看，上篇545字，全部完成。下篇的（甲）复体字和（丙）象声字部分，也完成了，但（乙）合体字部分，只写到第112个字“抛”。何之瑜在此处注明：“按仲甫先生于三十一年（1942年——引者）五月十三日上午著稿至此‘抛’字时，适人过访，旋即卧病，到五月二十七日逝世，乃成绝笔矣。”下篇计划中的第2章，留下了空白。但陈独秀临终前对何之瑜说：“本书体系业已完成，即上篇亦可单独问世。”
《教本》尚有小部分未完成，固然遗憾。但陈独秀临终前对有人提议请代人续写以完成书稿时说过：“学力太差者，不能写；学有深造者，皆有自己的见解，又不愿意写也。”
陈独秀就是这样一个个性特殊的人，学不惊人誓不休。他对自己的学识和见解，充满着自信。正如他在“上篇”完成、给北大时的学生并已经成为著名文字学家的陈钟凡寄此书稿并在附信中说的：“此书出，非难者必多，书中解说亦难免无错误，而方法余以为无以易也。形、声、义合一，此中国文字之特征也。各大学文字学科，往往形、声、义三人分教，是为大谬。欲通中国文字，必去六书之说，所谓指事、会意、形声，皆合体象形，声皆有意，又托于形，形、声、义不可分也。六书中说，形声最为荒谬，人旁、鸟旁、草木旁、水火旁、牛旁、口旁、金石旁等等，其字均甚多；但右旁之声，谓之谐声而无义，则将何以别之？……吾书三千字，字字形义并释，不取某声以了之，明知此事至难，然非此无由通识中国文字也。”
又是一个“方法余以为无以易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与胡适提倡白话文，也说过类似的话。只有坚信自己掌握真理的人，才敢说这种话。这是一种多么豪迈的气概。果然不出所料，此稿传出后，当时就得到名家的好评。陈钟凡当时就认为：“虽至今未见全书，其以形声义一贯解释文字的方法可谓缜密。”魏建功在读到《教本》书稿时也“赞叹欢喜以为自古文字资料以来，文字学家趋本求末，抱残守缺，两无裨补之失，俄然扫空，因有问疑，获加命提。”直到2001年，此稿才由笔者推荐给中华书局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