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广的忧思，慷慨的悲歌——浅谈杜甫陇右诗的审美特征
朱毓麒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是杜甫一生中最艰难的一年，也是他创作最辉煌的一年，这年春天，他由华州赴河南探亲，归途中写下了千古名篇“三吏”、“三别”，夏天，杜甫毅然弃官。因老家洛阳正在骚乱，不能回去，便携带全家投奔秦州的从侄杜佐。在秦州居住的四个月中，写了组诗《秦州杂诗》二十首和其他一些游览感怀诗，赴同谷时又写了《发秦州》十二首，在同谷作《甘同县作歌七首》、《发同谷》十二首。这些悲愤激昂的纪行诗，记载了沿途所见的各地山川景物，风土人情，充满了一种忧国忧民的感情，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以前，证明他的思想和艺术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深广的忧思是杜甫陇右诗的审美特征之一。杜甫这一年“一岁四行役”壮志难酬，穷愁潦倒，不仅未能施展救天下，济苍生的抱负，而且连自己与家人的温饱也无法实现。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在诗人心头激起了悲怆抑塞的感情波澜，诗人便借助纪行、访古、登临山水等题材写了大量悲剧性抒情诗，表现了深沉浩翰之忧，千汇万状之悲。《秦州杂诗》第一首起句就写“满目悲生事”，清人《杜诗言志》写道：“看他开口便说‘满目悲生事’是其可悲之事不一而足。半生期许，至此尽竭，一可悲也；遍历艰辛，都付流水，二可悲也；进既莫容，退又无归，三可悲也；干戈未息，骨肉远离，四可悲也；君国多难，忠孝莫解，五可悲也；边塞凄凉，惊心鼓角，六可悲也；风雨凄凄，秋阴短少，七可悲也；老骥伏枥，壮志难忘，八可悲也；羁栖异地，送老何时，九可悲也；回忆鸳行，寒云愁对，十可悲也……”这数不尽的悲感，汇成了一代悲歌。
悲战乱不息，因事艰难。《秦州杂诗》之六“士苦形骸黑，林疏鸟兽稀”。写诗人见从西城征发的戍卒来到秦州，对他们千里迢迢备受行役之苦的境遇深切同情，“恨解邺城围”对唐王朝因政治腐败而导致二十万大军围邺城反遭失败的无能进行谴责。《秦州杂诗》之十九写干戈未息，道路不通，边塞将士生活艰苦，“故老思飞将，何时议筑坛”，道出了诗人的一腔爱国之情。面对国家残破，人民痛苦的现实，他多么盼望能有李广那样的飞将起而荡平敌军，但又深深忧虑不知什么时候朝廷才能像汉高祖那样筑坛拜将，重用英贤。
悲黎民德役之苦，乱世飘零之愁。《石龛》写诗人在麦积山见山民伐竹，便关切地询问“伐竹者谁子？悲歌上云梯”。山民回答“为官采美箭，五岁供梁齐”，自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起，到乾元二年写此诗时前后约五年，五年来，山民为平定叛乱采竹制箭，劳苦异常，可换来的仍是“奈何渔阳骑，飒飒惊蒸黎”！《盐井》中写道：“自公斗三百，转致斛六千，君子慎止足，小人苦喧阔”。揭露了官商句结，盘剥人民的罪行，这种社会问题的题材，杜甫以前未尝入诗，是诗人对诗歌领域的新开拓。《佳人》描写战乱中一个弃妇的悲惨命运，并寄托自已的身世之感。仇兆鳌云：“按天宝乱后，当是实有其人，故形容曲尽其情，旧谓托弃妇以比逐臣，伤新进猖狂，老成凋谢而作；恐悬空撰意，不能淋漓恺体至如此”。仇注坐得太实，完全否定有寄托，似乎不近情理。傅庚生先生在《文学鉴赏论丛》中则否定实有其人，认为纯属自喻身世，他说：“以美人香草为喻，杜甫正是继承并发扬了诗骚的传统”。杜甫颠沛流离来到秦州，生活艰难困顿，所写纪行、咏怀、登临诗作皆所见有感，《佳人》一诗孤立地虚构美人自喻，似不大可能，其实“实有其人”和自喻身世并不矛盾，杜甫见有乱中的弃妇和自己遭遇相似，同病相怜、如白居易之如琵琶女。杨伦云：“此回所见有感，亦带自离意”说得中肯。
悲亲人离散，朋友天各一方。《月夜忆舍弟》“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杜甫有二弟，一在济州，一在阳翟，因战火连年，消息断绝，使流离他乡的诗人倍增怀念之情。《同谷七歌》的三、四两首诗悲叹战乱不息，无法去探望弟妹，因而悲哀至极，连林猿也为之而昼啼。《梦李白》二首描写对身陷 囹圈又遭流放，下落不明，生死难料的李白的怀念。他接连三天夜里都梦见李白，“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写得十分悲痛。《天末怀李白》把李白比作含冤的屈原，为他鸣不平。在“世人皆欲杀”的情况下同情李白，朝廷一旦得知，是会大祸临头的，杜甫却敢于仗义执言，慷慨陈词，几乎到了奋不顾身的程度。
悲自己壮志未酬，进退无门。《秦州杂诗》之十二南郭寺诗的尾联“俯仰悲身世，溪风为飒然”。想到自己的身世，不由悲从中来。他困居长安十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最后只得到一个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安史之乱爆发后，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投奔肃宗，做了左拾遣，却因疏救房琯，得罪了肃宗，后又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这件事使杜甫清醒地认识到，再也不会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机会了，政治理想的破灭，生活的艰难困顿，使他弃官来到秦州，但亲友接济毕竟有限，秦州亦非长久平安之地。他在《秦州杂诗》之四中，从秦州城内守军的鼓角声中，已听出了浓烈的烽火气味，因而忧深地叹道“万方声一概，吾道竟何之”。如今烽火饥馑遍地，天下已无一片净土，这样的鼓角随处可闻，自己西行入秦州，原想求得安静，而此时此地，并非乐土，那末，今后将如何打算，到什么地方去安身立命呢？他陷入了深深的悲哀。
这种忧以天下的广阔性，和对现实反映的深刻性使杜甫的诗歌攀上了现实主义的高峰，赢得了“诗史”的赞誉，形成了“沉郁”的审美风格。
用联章纪行诗的形式，刻画秦陇山水长卷，表现出苍凉悲壮之美，是杜甫陇右诗的又一审美特征。《发秦州》组诗十二首，《发甘谷》组诗十二首，皆以所历地名为诗题，结构严整，取化整为零而又合零为整的艺术手法，形象地展现了跨度极大的秦陇山水。苏轼《风月堂诗话》云：“老杜自秦州越成都，所历辄作一诗，数千里山川在人目中，古今诗人殆无可拟者”。读这两组诗，我们眼前好象展开一幅山水长卷，赤谷、铁堂峡、盐井、寒峡、龙门镇……一一接踵而至，进入眼帘，使我们仿佛跟随诗人登绝顶，穿峡谷，经栈道，渡急流, 最后来到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杜甫早年壮游吴、越、齐、赵，晚年漂泊秦、陇、蜀、楚，经历了许多名山大川，但并不是有见必书，他描写的山川是有所选择的。吴越一带的明山秀水也许没有引起杜甫多少诗兴，在诗集中并未留下咏吴越山水的诗篇。较早的倒是游吴越归来次年所作的《望岳》，咏的是与吴越山水风格迥异的泰山。因为写景诗的创作过程是诗人用他的心灵去观照、拥抱自然景物的审美过程，只有当诗人的主观世界与山水这个客观世界达成默契时，诗人的笔下才有可能写出成功的山水诗。杜甫具有雄豪的性格，伟大的抱负，阔大的胸怀，这些内在因素决定了他在审美情趣上往往倾向于阳刚之美，即壮美，因为只有雄伟壮丽的审美客体才能与审美主体的上述特性达成默契。就山水而言，只有泰山、秦陇、夔巫那样雄伟壮丽的高山巨川才能真正拔动杜甫的心弦。然而，杜甫虽然胸怀壮志，而且至老不衰，但他生活在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多难时代，当他壮志难酬，穷愁潦倒地辗转漂泊来到秦州，又由秦州去甘谷，去成都时，诗人以忧郁的目光注视着秦陇的崇山峻岭与夔巫的高江急峡，他胸中郁积的忧国忧民之情与个人迟暮飘零之感都投射在山水之上，使体现了一种动人心魄的悲壮美。《青阳峡》着力描绘青阳峡岗峦纵横，林密岩陡，云雾缭绕，峡壁如割的险竣峭拔景象，使人神摇目眩。“溪西五里石，奋怒向我落”，用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奋怒”来形象地表现怪石的险恶，就把诗人感受到的怪石峥嵘、峭壁倾危，将崩未崩、触目惊心的情状传神地刻画出来。气势雄浑,苍凉悲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