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工具与人文到底是怎样一个关系呢？实际这个问题是一个不用解答的问题。在新课标制定时已解释清楚，更或说老一辈语文教育家们在确立语文学科性质时已经表明了态度。课标中对语文课程的性质与地位概括的很简洁，很清楚，那就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语文课程的多重功能和奠基作用，决定了它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重要地位。”实质上课标的隐含信息也很易见，那就是人文性是在工具性基础上的自然延伸。人文性不是外加的，也不是独立于工具性之外的，更不是取代工具性所追求的目标。再说叶老对工具性的解读中，也突出强调语文不仅是工具，而且还是表情达意的工具，其中包含有人生观、道德观在内。另外，语文作为一种交流交际的工具是离不开人的思想和感情的，1934年他就提出“国文这一科，比较动物、植物、物理、化学那些科目，性质含混得多。有些人认为国文这一科并没有什么内容，只是阅读和写作的训练而已。但是有些人却以为国文科简直无所不包，大至养成民族精神，小至写一个借东西的便条，都得由国文科负责。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种种的看法，各不相同的认识。可见叶老早已认识到语文学科的复杂性，自然不会简单的将语文学科性质定为纯粹的工具。
再说，语文教学中的“知识”、“技能”，是和在训练这些“技能”、获得这些“知识”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态度”、“人文”、“情感”紧密相关的，也就是说，在语文教学中，在语文教学的每一个环节中，都不存在单纯的“工具性”，也不存在单纯的“人文性”；任何一次“技能”的训练，任何一种“知识”的获得，任何一个教学环节的具体实施，都“沾染着特定价值观的色泽、黏附着特定的价值观。”
因此，我们的语文教师和语文教学不要总是纠缠在语文的学科命名、学科性质的争执中，徘徊在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单体研究中，要按照课程标准的要求在语文教学中实现统一，不能把语文当作纯工具，语文教学必须将人文精神与思想教育和谐地渗透到教学过程中。如叶老当初号召的那样，所有学生要善于使用语文这个工具，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