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的喜剧精神与淑世情怀
江苏省宿迁中学 李彬
杨绛先生在《将饮茶·隐身衣》中说：“世态人情，比清风明月更饶有滋味，可作书读，可当戏看。”把世态人情当书读，当戏看，就必然有一种距离，而这种距离通常产生美感即喜剧性。杨绛的散文大都以时移事往的人事为题材，但作者决不因时间的推移而随意窜改历史的本真面目，反而是因着时空的距离、岁月的观照，更加客观地审察、评价、记录历史。杨绛向读者举起了生活的镜子:“给德行看看自己的面貌，给荒唐看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
《老王》是杨绛写于1984年的一篇散文，目前已选入人教版、苏教版、沪教版等多家中学课本，讲述的是杨绛一家人和善良的三轮车夫老王交往的故事，写底层劳动者在不幸的生活中不改淳朴善良的天性。该文都是平常的生活描写，没有任何传奇因素，杨绛却能从平凡的场景中找出可笑与荒谬。作为一位有深刻思想的作家，杨绛的幽默没有停留在引人发笑的层面，她关注的是透过笑声，使人看到隐藏的悲哀。
“有一天傍晚，我们夫妇散步，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正蹬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后来我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杨绛先生问“那里是不是他的家”，老王答“住那儿多年了”。这个回答有些答非所问，顾左右而言他，却又值得我们沉思。老王的这个回答包含丰富的潜台词：我没有家，家里有亲人，有温暖，有快乐，这里什么也没有，它只是我孤寂人生的落脚点。
《老王》的语言是机智幽默的，如果它平淡得就像一杯白开水，无色无味是不足称赞的。在写老王给我家送冰块时写到：“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前任”一般用在比较庄重的场合，比如“英国前任首相撒切尔夫人”。杨绛先生在此处用“前任”有诙谐幽默之感。同时，文章仿佛在说“老王”虽然在做“送冰”这样一件非常普通的事，但是他很认真诚信的态度值得尊敬，这在诙谐的外表下多了一分厚重。又如在写他在去世的前一天硬撑着身子给“我”送香油和鸡蛋一事时对他肖像的刻画，“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白骨”，作者用夸张的修辞凸显老王临死前消瘦无力的情形，非常逼真，还有点滑稽感，但读者是笑不出的，只会觉得心灵深处在隐隐作痛，只会为他知恩图报、至死不忘的善良的心而感动。杨绛的笑不是冷笑、嘲笑，也不是肤浅的滑稽、诙谐，而是“用泪水洗过的，所以笑得明净，笑得蕴藉，笑里有橄榄式的回甘”。
“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杨绛曾经说过：默存在哪，家就在哪。作为妻子，她不可能不知道自己丈夫的一条腿怎么就走不得路了。在这里，作者用了幽默的曲笔，含蓄地写出了丈夫遭受的非人遭遇。“不知怎么的”，貌似把文革中知识分子受迫害挨批斗轻描淡写，实则蕴含着备遭凌辱、无以言说的痛楚。如果说老王的眼睛残疾是身体不幸，那么“文革”中知识分子个人命运突然断裂，被打翻在地，直至“一条腿走不得路了”，又该是精神上怎样的“更深的不幸”？
艺术的最终品质是对人生的深切关怀，这就决定了真正的好作品在骨子里总有一种悲天悯世之心，真正优秀艺术家的“看”并不是事不关己的冷漠旁观，而是外冷内热、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是对人间真情的收束凝聚，使之更为厚重，而不是任其麻木消散。这也是作为一种高品位的审美品格的“幽默”与一般的街头巷尾取乐的“滑稽”的根本性差异。杨绛指出，奥斯丁小说好就好在具有“表里不一”性：“奥斯丁常常在笑的背面，写出不笑的另一面。”“看”的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就在于人世间的许多事有些看似可笑的其实并不可笑，反之倒是那些不好笑的情形却是很可笑。
在人妖颠倒的文革期间，人们不得已只好给自己披上一层狼的外皮，但其善良美好的人伦天性却是无论如何都扼杀不了的。“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可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杨绛）。疯狂年代里这种熠熠闪光的人性更凸显出人间情谊的美好温馨。《老王》在结尾写道：“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作者为自己在老王生前不曾真正了解他那颗金子般的心，没能尽自己最大力量帮助他改善处境，改变不幸而惭愧不安。“文革”爆发后，杨绛一家受尽了屈辱和蹂躏，夫妇先是被迫去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后来女婿德一含冤自杀，全家被迫离家逃走……作者一家何幸之有？忆及那些“含泪”的往事，杨绛却淡淡地称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想起的却是“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我们怎能不感叹、敬重于杨绛先生那种豁达忘我、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