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文化与沈从文、汪曾祺的端午情结
冯为民
端午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中国四大传统节日：春节、清明、端午、中秋），也是我国当代法定的国家节日。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重午节、天中节、龙船节、天医节、菖蒲节、浴兰节、粽子节、解棕节、游龙节等。中国的端午民俗至少有数千年历史。如端午祭图腾或悼念屈原、伍子胥等历史名人；划龙船，吃粽子，喝雄黄酒；挂菖蒲等，不仅是中国的重要民俗活动，而且向世界各地辐射，日韩等国的端午文化与我们渊源甚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2009年9月30日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审议并批准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76个项目，中国“端午节”名列其中。这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
端午文化是民俗文化，也是极为重要的中华民族文化，但本质上说，端午文化恰恰是一种禁忌文化，包含着敬和畏的基本内涵，起源于先民对自我生命的敬畏，对健康安宁的祈求，对幸福人生的向往。
“端”可解释为“正”“始”“初”之义。五月阳气极盛、阳气是正气，“端”是“正”的意思；五月又是阴气开始之时，所以也可以说是“初”的意思，因此，“端五”也可以称为“初五”。因为“端五”的“五”字又与“午”相通，五月正是“午”月，午是阳气极盛而同时转衰的时候，所以端五也叫“端阳”。把“初五”定为“午”，主要因为“五”与“午”谐音，“五”字所表达的意思就是天地之气相交合，与“五”相对应的五行中的“土”又代表着转化与过渡。
端午节最原始的核心因素在于对生命的敬畏，在于辟邪免灾。端午节的所有民俗活动都有爙灾祈福之意，通行的表现于八大方面：门上悬挂菖蒲、艾蒿等习俗，为的是辟邪保健，人们一直相信菖蒲、艾蒿具有巫术和药用的双重价值，缠挂五色线是为驱邪辟凶，用艾虎、或道教符图也是为驱邪。饮用药酒（主要是蒲酒和雄黄酒），也是为了驱邪保健。吃粽子，这是象征季节变化，实际也是趋吉避凶的，出门游玩，上古时代也是为了回避邪气，划龙舟或赛龙舟，真正目的是“送瘟神”，亲友互相赠送礼物，主因端午日不祥，亲友之间在危难之时互赠礼物，以示互相关心，互为祝福。为了顺应仲夏月的时序变化，或登高望远，或乘水临风，目的不在于游玩，而是为了回避邪气，祓除不祥。
从敬畏的角度看，人们对邪恶往往一方面期望消灭它们，免得它们给人造成伤害，另一方面又想利用它们的凶恶面目驱逐各种邪气从而保护人类自身。如春节中的“年”，端午节把五毒图案用作驱邪方法，五毒图案实际上也是一种巫术符咒。
端午从对生命的敬重与崇拜发展为对先贤的追念不仅注入了人文精神的内涵，而且也使这一民俗具有了鲜活的时代气息。如屈原是战国时代楚国的大臣，忠君爱国，但是却连遭楚王流放，最终自沉汨罗江而死。屈原死后，楚人把他崇拜为“水仙”，即水中的仙人，建立祠庙祭祀他。端午节原本只是体现人与自然节律之间的关系，但从此以后，也开始体现出人与人的关系，渗透了社会道德思想。伍子胥原本春秋时吴国大夫，曾帮助阖闾刺杀吴王僚，夺取王位，并整顿内治，励兵秣马，国势强盛，攻破楚国。到吴王夫差时，吴越争霸，吴国攻破越国，伍子胥劝吴王拒绝越王勾践求和，未被吴王夫差采纳，反而遭到疏远，后被赐剑自杀。据《梦梁录》记载，传说伍子胥死后被吴王夫差用皮革包裹丢进钱塘江，化为波神。《曹娥碑》记载：“五月五日，以迎伍君。”所以在吴地这一天有迎伍君的习俗。
关于曹娥，在《后汉书˙列女传》及《会稽典录》中都有记载。曹娥的父亲在汉安帝二年(西元108年)五月五日迎波神时溺死。当时曹娥年方十四，沿江寻找父尸，昼夜哭号不绝，遂投江而死。数日后，曹娥抱父尸浮于水波。东汉时颇崇尚名教，以孝治国，会稽人认为曹娥孝心感神灵，可作世人楷模。故以此日纪念，划龙舟竞渡，在龙舟上给曹娥塑像，成为会稽一带的风俗。
虽然文人笔下的“端午”情结不胜枚举，但就眼下的语文教材而言，我以为沈从文与汪曾祺的端午情结要说一说。
在《边城》里，端午是湘西独特的民俗，是极为重要的典型环境，一开始，沈从文就描写了边城端午节的热闹场面，继而补写了两年前端午节翠翠见到傩送的情景。端午节那天，所有的人围到岸边，早早地观看；而年轻小伙则在鼓声的节拍中向前奋划，四周一片吆喝助威……而龙舟竞赛的方式和捉鸭子的可爱场面，也不禁令人浮想联翩。沈从文笔下的端午是充满童趣的，“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最值得书写的则是赛龙舟，“大约上午11点钟左右，全茶峒人就吃了午饭。把饭吃过后，在城里住家的，莫不倒锁了门，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河街有熟人的，可到河街吊脚楼门口边看，不然就站在税关门口与各个码头上看。”最吸引人的当然要数龙舟竞渡的场景，“擂鼓打锣的，多坐在船只的中部，船一划动便即刻嘭嘭铛铛把锣鼓很单纯的敲打起来，为划桨水手调理下桨节拍。一船快慢既不得不靠鼓声，故每当两船竞赛到剧烈时，鼓声如雷鸣，加上两岸人呐喊助威，便使人想起梁红玉老鹳河时水战擂鼓的种种情形。”这就是最美得动人心魄的风俗人情，《边城》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是敬畏文化传统的现代演绎。
汪曾祺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端午节使得平凡的生活有一个切入点用来做情感的慰藉或者宣泄。在汪曾祺先生的笔下，鸭蛋成了端午节的主角，端午的鸭蛋其实是一个载体，承载着先生对家乡的思念和对童年生活的怀念。在《端午的鸭蛋》里，先生对家乡鸭蛋的喜爱溢满了字里行间，“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通过北京咸鸭蛋和故乡咸鸭蛋的对比，把藏在心底的自豪和喜悦写得含蓄蕴藉。故乡的鸭蛋留下了难忘的童年记忆，“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罗。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地亮，好看极了！”“小时读囊萤映雪故事，觉得东晋的车胤用练囊盛了几十只萤火虫，照了读书，还不如用鸭蛋壳来装萤火虫。”
这些端午情结里透出的是对中华民俗文化的挚爱，是文人视野下最美的文化，而从中所折射的却是：中国文人只有在民族文化熏染下，才会以其丰厚积淀，成长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伟大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