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褒禅山记》指瑕
吕德春
作为王安石的一篇重要游记，《游褒禅山记》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声誉。后世论者认为，本文艺术技巧纯熟，叙述简洁，议论深邃，结构严谨，脉络清晰；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其在内容上阐述了学人治学应具有顽强不屈的探索精神和“深思慎取”、辨伪存真的严谨态度，焕发出耀眼的思想光辉。
其时，王安石三十四岁，风华正茂，从舒州通判任上辞职回家探亲，四年之后就上万言书，力倡改革，十二年后即官拜宰相，主政新法，本文强调志、力与外物，折射出了王安石独特的精神品格和思想特质，如梁启超所言：“曾文正谓学荆公文，当学其倔强之气，此最能知公文者也，”从中尤可发现其日后百折不挠、愈挫愈勇的革新精神。诚如林纾所评：“此文足以概荆公之生平。‘志’字是通篇之主，谓非定力以济之，即有志亦复无用。故公之行新法坚决，不信人言也。所谓‘无物以相之’，相者，火也；火尽又焉得至？故行新法亦须人以助。武灵王行新法，有肥义诸人相之；公不得韩、富为之相，专恃吕惠卿、李定辈，无济也。‘于人可讥’，则指同时指斥新法者；‘在己为有悔’，非悔新法之不可行，悔新法之不竟行也。‘尽吾志’三字，表明公之倔强到底，不悔新法之不善，而恨奉行者之不力。……按至和为仁宗年号，公实未相，新法亦为萌芽，吾言似少近穿凿锻炼。不知言者心声，公之宿志如此，则异日之设施亦正如此。”
而我读罢《游褒禅山记》，除了对本文深刻的见解表示赞同之外，也有一些粗陋看法求证于方家。
追根溯源，写景状物之文的构思关键是处理好景象与情理的关系问题。换言之，作者是先受到景象的触发自然生出情思或感悟的“缘景生情”，还是先产生了情思或感悟再去寻找景象载体的“以情索景”？如果是前者，那么作者只需将自己的主观感思融于对景物的描摹之中，营造融情于景、物我为一的审美境界，便可以引导读者披文入情，使读者获得心灵上的感动或共鸣；如果是后者，那么就需要“先入为主”，为抒发自己的感悟“苦苦”寻找寄托之景，后者意味着一个相当被动的过程，因为即情索景必然要大费周折地做好景象与情理的“无缝”对接问题，否则便会有生硬之嫌。
《游褒禅山记》倾向于后者。为论证“非有志者不能至”和“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这两个作者多年历练而得到的人生观点，王安石将游览褒禅山的丰富经历完全裁剪成了一个“忠心耿耿”的论据。作为古代记文惯用格式的尾段暂且不议，这里简析一下作为文章主体部分的前四段。这四段在逻辑上形成严严实实的一一对应关系，特别是二、三两段，“对号入座”的雕琢迹象甚为明显：“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对应“夫夷以近，则游者众”，“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对应“险以远，则至者少”，“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对应“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对应“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对应“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对应“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
王安石是个严谨认真的人，其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游览名山，从“余与四人拥火以入”、“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等处可以看出，他在游山之前必然做了精心的准备工作，必然欣赏了诸多佳山秀水，奇树异草，留下诸多美好的视觉记忆。而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作者显然“忍痛割爱”，摈弃了许多绝佳的写作素材。这种写法多为论者赞赏，如李光地:“深情高致，穷工极妙。”（《唐宋文醇》卷五十八），沈德潜：“用笔最折。”（《唐宋八家文读本》卷三十），现代人则认为其严于取舍，精于剪裁，圆融一体，堪称妙笔！对此我不能完全认同。山水游记地写法固然不拘一格，但是应该自然地融情于景，以对自然风物的描摹为要事，将情理巧妙地融入到这种描写之中，方能更胜一筹。即使是说理性很强的文章，如能插入一些“闲笔”、“曲笔”等做点缀配饰，就会摇曳生姿，富于枝繁叶茂之美。而删除蓊郁之枝叶，只留下一根赤条条的主干，那恐怕是一种病态的美吧！
纵观古代的一些经典记游类散文，如《石钟山记》、《岳阳楼记》、《小石潭记》等篇什大都讲求句式的灵活变化，整散之句相得益彰，长短之式参差错落，感情激荡处如大江奔涌汪洋恣肆，情绪低徊处似细流潺湲窃窃私语，颇显跌宕起伏、开阖吞吐之大观。而细读《游褒禅山记》不难发现，全文以判断句式居多，语气助词密集出现，一步一注，语言工稳有余而灵动不足；环环相扣，文字缜密有余而疏朗不足。强烈的考证之风固显治学之严谨，却也带来一股老气横秋之风，理趣有余而情趣不足！
梁任公曾经将王安石与苏轼的文风进行了一番比较，“东坡之文美矣，虽然，纵横家之言也。词往往胜于理。其说理虽透达，然每乞灵于比喻，已足征其笔力之不足；其气虽盛，然一泄而无余，少含蓄纡郁之态。荆公则皆反是。故以东坡文比荆公文，则犹野狐禅之与正法也。”在笔者看来，这番论断有失公允。东坡之文确如纵横家之言，却不会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更不会因气盛而“少含蓄纡郁之态”。关于创作理念，苏轼自己有段话：“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相形之下，《游褒禅山记》倒是显得因气伤文，一泄无余。这一点可以从本文的表达方式看出。
从表达方式的角度分析，写景记游之文应该偏重于叙述与描写，追求意在言外、曲径通幽的表达效果，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绘声绘色，使读者在“山”中流连游走之际自然而然地识得“庐山真面目”，领略情思理绪。而本文显然着重于个人观点的直白阐述。在将一些自己钟情的景点匆匆地概述一番之后，王文公便通过“于是余有叹焉”，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人生体会公之于众，而且从议论语气来看，作者相当沉醉于此。至此处我们方才明白，原来作者在前面的所有叙述文字都是在“忠实”地做着后面议论的铺垫，而且照应得密不透风！
王安石官拜宰相，主政变革，颇有政治作为；其力倡诗文革新，矫正浮靡文风，亦有文学成就。其不少作品雄健峭拔，独树一帜，而本文却在某些地方显出板滞生硬之弊。或许正如梁任公所说：“彼七家者，皆文人之文，而荆公则学人之文也。”因为荆公“湛深于经术而餍饫于九流百家”，学养深厚，所以其文呈现学术文章的风气，而山水游记则既可讲究理趣，更要追求景趣、情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