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以上两诗相比，《秦风·黄鸟》似乎更可以称得上是哀祭诗。《世本》载，秦公族有子車氏。《史记·秦本纪》中说：“穆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即子车)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黄鸟之诗。”这是一首悼念受人们爱戴的良臣的诗，诗中抒发了人们对于殉葬者的痛惜之情，同时也暴露出统治者的凶残，而更重大的意义则在于对“人”自身的发现!《黄鸟》为后代悼念忠臣、亲友这一类诗歌开创了一个先例，这一类作品通过热情赞美死者生前的品行、才学而抒发哀悼之情，在这一点上，它影响了从春秋战国之后一直到现当代的悼亡诗。谢灵运的《庐陵王墓下作》、沈约的《伤谢朓》、高适的《哭单父梁九少府》、孟郊的《列女操》，一直到陈三立的《哭次申》、陈去病的《哭钝初》、汪文溥的《大江东去·吊广州死难七十二烈士》，以及以后的许多哀祭悼亡诗都是沿用这种方法。另外，对天命的质疑也在诗中显现了出来，呼天而诉使愤怒表现得更加透彻，而对统治者“歼我良人”的攻击则表现出人们对死者的无限爱戴之情，和对他们死亡的深切悲痛。“谓天不爱人，胡为生其贤。谓天果爱民，胡为夺其年。”这是悼亡诗人们对上天发出的质问。“道消结愤懑，运开申悲凉。”这也是忠臣良将永远的悲剧!至于对“人”自身的发现，最初人们认为“天生烝民，有物有则”、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既然人世万物都是上帝所创造的，那么人也就理应听凭天和其对人间的刑罚、祭祀、殉葬等制度的左右。直到春秋战国时代才有人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来解释各种制度，因此天便失去了主宰的地位，人君也不再是至高无上的了。从本诗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种意识的出现所产生的强烈反映，不仅影响在后世的诗歌上，而且在思想上也有莫大的助益。
人有生死，情有哀乐。死是人与世界的诀别，因此亲属、朋友、同仁、同事，以及周围所看到、听到的人都会为人的死而动情。人们所谓的哀悼、思念的感情有很多种方式，而层次较高，能够千古流传的方式则是诉诸文字。《诗经》无疑是我国历代哀挽诗词的开先河者，景与情合，情与事合，写景、抒情融为一体，其中的哀伤与悲痛之情对于后世的悼亡诗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