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共赏话柳词
甘肃省宁县第一中学 王力
《中学语文教学》2013年第5期刊登了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王南老师的文章《铺叙与诗意——<柳词两首>的文学解读》。王老师对这两首柳词的资料搜罗详尽，解读也颇有新意，但对《望海潮》一词的解读与批评似乎还有商榷之处，笔者想对此问题进一步探讨。
王南老师认为：“优秀的古典诗词中的景物皆为诗情的寄托意象……而《望海潮》一词写景在于过实过泛。”“作为抒情之作，《望海潮》一词的情感内涵较为简单肤浅，通篇只在歌咏升平。如果歌功颂德也是真情实感、未可厚非，庸俗情志则是应予以摒除的。全词上下阕的结尾，‘竞豪奢’流露了对富贵荣华的艳羡，‘归去凤池夸’中奉承之情溢于言表。这样的情志因素大大降低了作品的审美价值。”王老师的批评也似乎不无道理，但文学手法与风格是多种多样的，对《望海潮》的解读与批评也就恰恰忽视了柳词的基本的美学风格与特点——雅俗共赏。
柳永本人就是一个文化性的世俗之人，既流连于歌楼妓馆，也向往取得功名。据叶梦得的《避暑录话·卷三》记载：“永为举子时，多游侠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①而《能改斋漫录·巻十六》亦云：“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此人风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三变由此称‘奉旨填词’。后改名永，方得磨勘转官。”②从中可以看出，柳永是一个混迹教坊乐工之间的放荡不羁的人，但他的一些词作正是通过教坊乐工的演唱，才得以流行。当然，他也为自己的放荡不羁、沉溺流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连皇上对他都很有意见，考取功名随之成为泡影，使其经历了一番磨难。
柳永作为一个俗人，其作品也就带有俗的成分，但从人们所推崇他的词作来看，其俗也是有限度的，所以柳词中的“俗”绝大多都是通俗之义，而非低俗，其yin艳低俗的词更少，“俗”反而成就了柳永与柳词的大名，“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这句话表明，一方面说明柳词流传范围很广，知名度很高；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柳词通俗易懂，能被各种各样的人所接受，就连皇上也非常喜欢他的词，“仁宗颇好其词，每对宴，必使侍从歌之再三”。③（《后山诗话》）仁宗皇上喜欢他的词，说明其词不是一俗到底，也有雅的成分，雅俗结合较好，而俗的成分也能接受，不致于让人尴尬。既然雅俗结合能使得柳词得以广泛传播，满足了不同欣赏群体的审美需要，对词的普及、推广有积极贡献，当然也就无可厚非了。
柳词大多是雅俗结合，雅俗共赏的，就是被王南老师所推崇的《雨霖铃》词也是一首雅俗共赏之作。王老师认为“凄切”“无绪”“执手”“泪眼”“凝噎”“多情”“伤离别”“那堪”“冷落”“风情”等抒情词语都颇有锤炼之功，产生了强烈的阅读感染力。然而也有学者却不以为然，以为这里面有些话语也很浅俗，“就以《雨霖铃》来说，‘执手相看泪眼’等语，诚然市井浅语，近于秦楼楚馆之曲。”④当然，这首词中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还是比较雅的词句，自有唐诗的意境，婉曲有致，诗化的意境，也是千古名句。
从《望海潮》全词的写作重点来看，表现的是钱塘也即杭州的繁华状况。
词的是上阕以写景为主，主要从重要的地理位置、优越的社会条件、庞大的城市规模、壮观的钱塘潮水、富庶的市井用度等方面写杭州的繁华。下阕以写人的活动为主，主要写了醉人的西湖盛景、愉悦的杭州百姓、闲逸的杭州官员等方面体现杭州的繁华，结尾表明这承平盛世与孙何的关系，其赞美孙何之意明显。全词以白描、实录、铺叙的手法状物写景，让人感觉到杭州的繁华如在眼前。其中上下阕结尾对杭州富庶奢华的描写与对孙何的赞美，不乏俗意、俗态，而词中也有比较雅的描写，尤其“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意境优美，颇有诗情画意，雅味十足。
王南老师对下阕写人物活动的部分较为满意，而对上阕写景却颇有微词，认为写景“过实过泛”，“太实，则缺乏情感的感染力和引发诗意感想的空间；太泛，将景物全盘罗列，只有一般化的宏观描述而缺乏细节刻画，则容易造成华丽而空洞的平面感，即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写景之‘隔’——使读者与作品中的景物产生隔膜，减损了诗词之作中最为可贵的心灵感发。”在笔者看来，这些都不是柳词的缺陷，反而柳词白描、铺叙手法和雅俗风格的集中体现，而且要表现杭州的繁华，从宏观角度对景物进行实录、罗列也不无益处。一是这样可以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使人对杭州的繁华景象有个总体印象，也能让人能感受到杭州繁华的盛大气象，如果换以微观刻画，则会陷于细枝末端的纠缠，表现效果也会大减；二是这样做符合普通人的审美认知，对杭州不熟悉的人，看到这样宏大的场面描写，就会引起他们的想象，心也会向往之，而对杭州比较熟悉的人心理上也会产生亲切感与自豪感，容易被其接受，因此感染力强，不存在什么“隔”的障碍；三是这种结构手法使上阕写景与下阕写人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情景相融，有景无人则显得单调呆板，有景有人则灵动自然，情感也自在其中；四是这种写法与柳词的雅俗结合的一贯风格是一致的，上阕写景太实太泛，可以看作是通俗的表现，下阕写人的安乐闲逸则是优雅的体现。
据说柳永写这首词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拜见当时杭州的最高行政长官孙何。柳永与孙何是布衣之交，而拜见孙何又谈何容易。柳永就采取了迂回策略，写了这首词，先让歌妓在坊间传唱，词传到孙何的耳中，孙何立即召见了柳永。既然柳永让其词经歌妓之口，让孙何喜欢这首词，进而接见他，在写作时不能不考虑到了雅俗相宜的问题。既要便于歌妓接受、演唱，进而能在市井流传，让孙何知道，同时也要符合官僚孙何的审美趣味，使其词与本人被认可、接受，达到以词谒见的目的。正因为柳永在这一点上拿捏的较准，最终如愿以偿，所以俗雅共存才使得这首词名声大震，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记载柳永作此词拜谒孙何以及金主完颜亮闻歌“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有南侵之意，从侧面说明了柳永这首词在宋朝当代的非凡魅力和远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