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开篇，作者一反常规，劈头一句“臣以险衅，夙遭闵凶”，用语很重，极言自己遭遇险恶、灾难——什么六个月就没了父亲，四岁时母亲就改了嫁；什么少时多病，九岁才会走路，零丁孤苦一直到成年；什么没有叔伯和兄弟，家门不兴，很大岁数才有儿女；什么祖母刘氏常年卧病在床，一直需精心服侍，送汤喂药，自己不敢离开一步……可谓不幸之事一桩接又一桩，一下子就把晋武帝引入到了那惨苦的生活情境。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作者不是这样开篇，而是先奉承晋武帝如何以孝为先的仁明，叙君臣之间的恭维客套，而后再小心翼翼、吞吞吐吐地来谈自己的不幸身世，那将会大大削弱首段语言的冲击力和感染力，尽管说了不少好话，也绝不会如此震撼晋武帝的心灵的。
文章的第二、三段，作者本该向晋武帝直陈自己对朝廷催逼赴任的怨情和尴尬了，但却先奉承、恭维、客套了一番：“逮奉圣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臣以供养无主……”意在倾诉自己怨情和苦衷，以进一步求得皇帝的理解与同情。作者尤其担心晋武帝会疑心，就又多说几句：“且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不矜名节。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就是为了表明自己绝无怀恋旧朝、不侍新主之意，以进一步感化晋武帝，彻底打消他的疑虑。相反，如果作者开口便道：“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祖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虽确为实情，也确令人心生恻隐，但很可能会因不太会说话而大大削弱语言的感化力量，致使目的无法达到。
行文至此，作者理应直截发出内心深处的意愿——“愿乞终养”了，而他还是不直截说出来，而是先尽表自己的忠心，“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言明自己绝非不知报国恩，只顾徇私情，而是确确实实于情于理都很无奈。不仅如此，作者还要拉上“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皇天后土”等来明鉴自己的良心和忠心。到此，作者才直吐心声——“听臣微志，庶刘侥幸，保卒余年”，恳请皇帝开恩，并且还起誓发愿，“臣生当陨首，死当结草”。最后，又以一个降臣的口吻表达了自己格外的恭谨。可见，作者所言皆是一个新朝君主所希望听到的前朝降臣之语，可谓尊卑有序，入情入理，分寸有度，真切感人。闻此言，晋武帝怎能不叹为观止，霁怒为怜，立场转化，予以怀柔呢？
语言的“美丽”远不止这些，这里我们就不再一一探究了，更何况写此文的目的也并不在此，而在于热诚地呼唤真正的语言教学的回归。为此，笔者禁不住还是想强调几点：一是新课改背景下的语文课大多追求大容量、快节奏、专题化、非指示化、学生自主探究之类（笔者并不主张全盘否定），在深读细品语言方面做得很不够，这对广中小大学生学好母语是很不利的，应该引起大家的深刻反思。二是广大中小学语文教师的语言素养亟待提高，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自己的语言素养不够却不积极地去学习、修养和提高，而是总想着如何避短，还要找一些什么“强化人文教育”之类的理由来应景，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三是语言的就是人文，语言的美就是人文的美，教学美的语言就是教学美的人文。现代美文教读要追求这样的境界，古诗文教学也不例外，坚决拒绝那种只归纳些文言词汇、仅把文言课文翻译成现代汉语就完事大吉的文言文教学。四是形式化、空泛化、应试化的语文课堂更是有害于教学生感受语言美，有害于学生学文立人，更应该下大决心、花大气力来改进甚或戒除。（见《语文教学研究》2011年8期）
